[摘要] 重庆-成都。随着成渝高铁的通车，从地域互通上，宣告两地跨入“同城”时代。
重庆-成都。
随着成渝高铁的通车，从地域互通上，宣告两地跨入“同城”时代。
除了民间的互访冲动，经济界人士则对成渝城市群的发展给予热切期待。他们预判，便捷的互联互通将转化为成渝经济区发展的内生动力，有助于产业强劲聚集，使成渝板块成为继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之外的中国经济“第四极”，推动新一轮的供给侧改革。
有独特的经济符号意义
在市政府参事、重庆工商大学教授、博导王崇举看来，成渝高铁的开通，有独特的经济符号意义。
“当今是经济一体化时代，尤其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特别快。中央实施东北振兴、中部崛起、西部大开发等区域发展战略，消除区域差距。”王崇举说，另一方面，为了适应“新常态”，国家实施了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协同发展等一系列战略。这些战略加快了区域协同发展，尤其是与这些战略相关的区域。“成渝地区构成了长江经济带的上游板块，这一区域的协同合作既是落实长江经济带战略的需要，也是自身发展的需要。”成渝高铁无疑将在成渝地区的协同合作进程中，成为重要的“加速器”。
作为为政府决策建言的“智囊团”成员，王崇举与他的参事室同事们刚刚完成了对长江经济带沿线中心城市的调研。“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中央就提出过长江经济带的构想，但终没有看到实际效果。”在王崇举看来，那时候，国家层面的区域发展政策不统一，各地区发展水平、条件也不尽相同，“也就是说，有的个子太高、有的个子太低，难以平等合作，也始终难改资源东南去、人才东南飞的局面。”但现在形势不同了，无论重庆、成都还是武汉，经济发展都达到了一个比较好的水平，甚至各个城市都占有了一定的优势和特色，各有千秋又各有所需。王崇举说：“现在既有外部因素推动，又有自身发展的内因需求，各中心城市都蓄势待发，积极融入国家战略”。
成渝经济区与几年前相比，有了很大不同。产业分工更加精细化，尤其是现在的微创企业发展迅速，一个工厂“包打天下”的局面已经过去。现在为了降低成本、提高竞争力，各企业之间追求专业化又强调分工合作，其布局也不只局限于一个城市或地区，必然要在专业化的条件下追求其专业领域的地域大化。
在此背景下，成渝高铁开通，加速两地人才资源流动、市场互通，对于成渝区域板块内部的产业分工与协作，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中国经济增长极的期待
对此，重庆工商大学成渝经济区城市群产业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主任、西南财大成渝经济区发展研究院院长杨继瑞表示认同。他说，在一个区域里面，特别是一个联系紧密的区域内，互联互通是至关重要的，它使区域的物流、商流、人流真正活化起来，是基本的经济命脉和通道。
成渝高铁开通，标志着两地“同城化”进一步推进，区域经济的内生动力更加强劲。“**时，像一个城市的公交系统一样，会形成新的人口、产业的集聚，也促进两个区域包括中间城市的繁荣。”
杨继瑞表示，快速通道打开后，也使成渝这个区域，有了重庆机场、成都（新）机场、双流机场3个国际大机场，“这在其他区域板块上是极少见的，三大机场，可以进行资源整合，错时有序组织国际国内航班，加速成渝地区对外开放，用好国际国内的市场和资源。”
高铁、航空配合的基础上，高速、城际铁路甚至水运再进行整合，可真正形成交通枢纽，促进成渝两地从过度竞争向有序竞争转变。“开放更加畅通，产业强劲聚集，投资兴业更加活跃，成渝经济区有望真正成为继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之外的中国经济‘第四极’，推动新一轮供给侧改革。”杨继瑞说。
当然，高铁贯通，可能会加剧成渝两大城市的极化效应，加剧川渝城市群的哑铃型空间布局。
“对于周边中小城市而言，快速通道可能带来两种情况，一是“灯下黑”，就像京津冀协同发展之前，北京、天津之于河北。另一种可能则是像巴黎、伦敦、东京等特大城市一样，城市的边界扩大，辐射周边的中小城市，这些中小城市会因为某种特殊的分工或优雅的生态环境，成为中心城市的组成部分。”为此，王崇举建议，要理性对待高铁的开通，两省市高层需统筹谋划两大城市周边的中小城市的布局，从产业、城市功能及交通等方面进行全局谋划。
他表示，近年来，重庆实施五大功能区域发展战略，在都市功能核心区、都市功能拓展区和城市发展新区三大板块形成的大都市区中，有序转移人口、梯度错位部署产业、逐步完善内部交通网络等，应该就是提前考量到特大城市发展可能带来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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