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我国超大城市走到了发展转型的十字路口，陷于服务产业无法做大、制造业难以迁移的尴尬境地。对于超大城市发展定位，不必过多地强调其可能带来的“好处”，更需识别其可能产生的“危害”，尽早在利弊权衡之后做出有利于可持续发展道路的选择。
我国超大城市走到了发展转型的十字路口，陷于服务产业无法做大、制造业难以迁移的尴尬境地。对于超大城市发展定位，不必过多地强调其可能带来的“好处”，更需识别其可能产生的“危害”，尽早在利弊权衡之后做出有利于可持续发展道路的选择。
国务院一纸《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让“超大城市”定义成了社会各界议论纷纭的话题。查阅截至2013年的统计数据，依据城区常住人口1000万的数据边际，我国共有上海、重庆、北京、天津，广州、深圳六个超大城市。
在人口版图上，“超大城市”涵盖4个直辖市和广东省2个副省级城市；在经济版图上，分布于京广铁路沿线和长江两条经济主轴；在空间形态方面，形成了标准的“菱形”。
依据社会与经济联动、均衡发展规律，本质上讲城市是人口与经济中心的重叠，人口版图的改变意味着经济版图在调整。
依据高铁距离和运行时间，南北两组双核城市已实现了“同城化”：京津距离120公里（最短通勤时间33），北京始发到天津的C字头高速城际列车每天84趟；广州和深圳的距离是102公里（最短通勤时间36），G字头高铁日车次数64趟。在150公里半径区域内，苏州、常州、无锡和嘉兴已与上海实现同城化，与京津和深广两组超大城市相差无几。
深处西部内陆的重庆属于“单独作战”，从交通网络体系还是周边城市数来看其影响力极其有限。已经或即将成为超大城市的还有处于菱形对角线交点的武汉。
截至目前，在100公里辐射范围内，武汉始发的C字头日高速列车有26趟。因此，为给出超大城市的界定，城市人口是基准，需要考虑到经济规模和辐射半径、成长能力。超大城市，应是区域中心，且有能力带动一定半径内外围区域内的城市共同成长。
30多年前中国做出将发展重心转移到城市的选择，踏上了只有起点没有终点，谋求增长、做大城市的“漫漫不归路”。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深圳市的大变身就是缩影。
然而，据笔者近年来的调研和观察，中国经济发展重心在向中西部移动，东部地区超大城市走到了发展转型的十字路头，陷于服务产业无法做大、制造业难以迁移的尴尬境地。
上世纪80年代，上海、北京、天津、深圳、广州的发展可视为市场力和行政力共同作用的结果；进入新世纪，内陆地区城市奋力赶超，借势城镇化推拉合力，只是此举并未给东部超大城市以转型的喘息机会。
自2008年之后，各大城市的制造业部门劳动力工资快速上涨，用脚投票的机制加速了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各省市劳动力工资水平的趋同速度加快，超大城市经济发展潜藏劳动力短缺危机。
自1993年建立工资制度以来，上海的工资标准已调整20余次。从工资上调幅度和频次可以观察到产业发展走向，投资流向，最近一次产业转移倒逼出“资本跟着劳动力走”的新时代特征。
联动的工资上调预示着低工资，廉价富裕劳动力时代即将终结，超大城市家政、餐饮服务部门招工难暗示着富裕劳动力时代将终结。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接受，即将拉开的大转变序幕足以引发超大城市当局深思：发展之路何去何从。
超大城市的城市化本质是市民化，这需要多渠道解决进城人员的社会适应性难题，而不是简单地缩小常住与户籍人口的“缺口”。无论北京、上海、深圳还是重庆，常住人口都显示出高度的非线性拟合。因此，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提出，更应唤起户籍改革的重新认识：推动联动的户改，城市化策略应强调“家庭”而非“个人”。
城市化模式构建和路径选择具有特定的叙事背景。今天，我国的超大城市主要面临不彻底的城市化后遗症、因内生动力不足而使人口和经济通过腹地延伸向外围区域拓展两大压力。
前者是可以治愈的，后者是短时期内难以改变的。因此，超大城市在给定纠错的期限内能否采取实际行动也就决定了其未来命运。政府当有明确的长期战略定位，遵循超大城市发展内生规律，推进区域间联动，不应固守“老大”地位的观念，消除“我是超大城市”的优势心理。
对于超大城市发展定位，不必过多地强调其可能带来的“好处”，更需识别其可能产生的“危害”，尽早在利弊权衡之后做出有利于超大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道路选择。
当然，发展危机的另一层含义还包括通过危机的发展来更彻底地暴露发展中的问题，最终集中消除发展的障碍。未来，能被纳入到超大城市群组的城市将主要分布在长江沿线，以及京广连线，中国超大城市十字架构格局终将形成。
为纠偏城市发展认识，极有必要建构超大城市危机预警监测系统，提高预警监测能力。笔者提出四点可操作性的建议：其一：辨识城市政治与城市化政治，超大城市发展定位应视为有机体而非物理改变（修建高楼大厦建CBD），视市民化为社会、经济和政治三维度联动；其二，整合、集成超大城市人口数据库系统，支持发展的科学决策，管理的动态调整，在发展中破解危机；其三，重新给出城区人口界定，深度推进市民化，将流动和移民群体作为城市成长的源动力；其四，从根本上消除超大城市的行政辖区边界认识误区，从城市分治转向“共治”，推动跨越行政边界、超越经济发展认识的社会建设。
出于对城市发展的战略新定位，给定“超大”的定义，本身就是利弊权衡、与时俱进的表现。所以，在实践层面，给出超大城市的范围界定，不应仅仅考虑人口和城区，而应以此为契机，打破行政辖区，深度推进区域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的联动，提升国际竞争力。未来超大城市发展可能面临的各种危机不胜枚举，Hopefor the best，prepare for the worst。一个基本的前提是，如果城市管理当局有了应对危机的基本常识，各种发展难题也将迎刃而解。
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us）说，我会一面走，一面向你讲述小城市和大城市的故事。有多少曾经的大城市变成了如今的小城市；又有多少我们有生之年成长起来的大城市，在过去是那么微不足道——探知城市发展的未来命运，人是对城市生死存亡起决定性影响的能动主体。人口是社会与经济发展的基础，以人为本才是发展的要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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